第二十四章（1949年）
时局变化下两次紧急的同工聚会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因政局改变，倪柝声第一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。为着同工们该留下或离开，祷告、交通并寻求主清楚的引导。当时，李常受在杭州为着办理七、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肴山移民到江西的事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。正当末了一次聚会结束的中午，他接到倪柝声的紧急电报，要他立刻放下所有的事，到上海去。聚会中，倪柝声先交通一点当前政局的情形，大家有些祷告，然后他说：“我觉得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打发李常受弟兄出国，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，继续作下去。”但没有一个人说话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说，定规该怎么办。最后倪柝声只好说：“让我们把这事带到主面前，看主要如何带领我们。”
那个时候，倪柝声与李常受交通时，都觉得台湾的见证应当加强。所以他们拍电报给在青岛的张晤晨、孙丰露、刘效良三位弟兄，请他们和在上海的赵静怀弟兄到台湾去。他们四家也接受负担，在年底去了台湾。第一次紧急同工聚会后，倪柝声就离开上海，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。临走时他嘱托李常受，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。于是，李常受在上海积极赶造会所，倪柝声在福州积极准备训练，他希望趁南边省份还自由的时候，能快快再作第二次训练。⑴
一九四九年初，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。复兴的火把、福音的灵、事奉的热心，甚至财物的奉献，样样都是空前的，连车站、码头，都有聚会。⑵ 地方教会虽迎来空前的大复兴，但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，就是中共兴起。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教会的逼迫，又因其信仰的反宗教本质，弟兄姊妹都很担心。为此，众人在主面前有诸多祷告，求主眷顾并记念祂的教会。
一月份，张郁岚及国防医学院的七十多位弟兄姊妹，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台湾。除了一九四八年底几位弟兄携家眷外，这是去台湾的第二班圣徒。当时，李常受的大儿子和大女儿，原来都就读于南京著名的高中，快要毕业了。但因着情势混乱，他们不愿意再回南京，而愿意到台湾去，李常受只好把他们托给去台湾的张郁岚、张振这两位弟兄，让他们到台湾入学读书。
二月，倪柝声正准备第二期鼓岭训练，但政局转变得太快，他就从福州到上海，再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。一开头他就重复前次紧急聚会的宣布：“不论李常受弟兄自己怎么感觉，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。”而他觉得自己与大家都必须留在国内，忠心到底，并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。
聚会很快就结束。散会后，李常受感觉很重，因为大家都要留下，只把他一个人打发走，所以在散步时他问倪柝声，这是为什么，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国内为主忠心？倪柝声对他说：“常受弟兄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当然仰望主；但是可能有一天，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，所以你必须出去，这样还会留下一些。”李常受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没有话说。”接着倪柝声问：“你现在怎么办呢？是先到香港，还是先到台湾？”李常受说：“我也没有什么观念，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作。”
事情就这样定了。这时，倪柝声与李常受交通，就写信给已去台湾的那几位同工，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教会长老的责任。从此，台北教会就上了轨道，有了带领。然而，倪柝声再三嘱咐叮咛，无论如何要把会所造出来。那时，会所已经造好大半，聚会也搬到那里，搭了一个芦席棚，在棚底下聚会。之后，倪柝声又回到福州，在那里准备第二期的鼓岭训练。⑶
李常受被打发去台湾
一九四九年二、三月间，倪柝声访问台北，同领头的弟兄们交通十天，在属灵认识和生命经历的事上给他们许多帮助。⑷
三月底，解放军已过长江，并从南京要进入上海，情势紧迫。四月左右，倪柝声再上鼓岭开办第二期的训练，参加人数约有一百位。当时各地同工都在鼓岭参加训练，只有李常受和李渊如姊妹留守上海。因为李常受要负责盖会所的事，只有玻璃还没有装，灰面没有抹，油漆没有刷，大架构都已完全造好了；而李渊如负责出版刊物，所以也有责任在身。
四月二十八日，倪柝声从福州发电报，以命令式的口吻，要李常受把上海造会所的事，交给弟兄们负责，然后叫他快快到台湾去。那时李常受心里的伤痛，真是无法形容。他只得承认那是神的旨意，是祂的剥夺，要他以祂自己为目标。他也是一个人，他爱中国，爱中国大陆的工作，爱上海的教会，也爱上海的会所。上海会所不仅地点好，地形好，地势更好。面积比后来的台北一会所还要大四倍有余，并且是个正方形。那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据点，四边都有马路，通公车及电车，又处于全上海居住市区的中心。旁边是个小公园，从窗外望去，好似小花园。然而，他接到电报后，次日就买票动身了，预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，再去福州与弟兄们有些交通。⑸
他的家人问他，他们怎么办？他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去台湾的船票，买得到船票就上船，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。感谢主，李常受于三十日到了台湾，他的家人也随后抵达基隆。李常受在台北停留三、五天，将他们稍作安顿，就再去福州。等他到福州时，才知道因国共两方的内战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，训练已从鼓岭搬到海关巷。过了几天，倪柝声立刻托弟兄们为李常受买船票或是机票，让他去台湾。那时真是一票难求，只好由一位弟兄陪李常受带着行李，待在一条小船上，等候大船的船位。他们的小船，在闽江大约漂流了两天。后来，一位和航空公司熟识的弟兄，开着吉普车来到码头，叫李常受快快上岸，不要管行李了。随即，李常受上了吉普车，那弟兄火速载他到机场，递给他一张机票；李常受一上飞机，机门就关了。就这样，他飞到了台湾。⑹
与此同时，在工作上，倪柝声定规，有些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，也要到台湾去。于是，他们分成两批，一批安全抵达，赴台的青年弟兄有林三纲、史百诚、何广明、徐尔建、魏建章、虞培根、杜信纯等人；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，却因船只破旧，惟恐到不了台湾，就折回上海没能离开。那时，连同李常受以及这批去台湾的圣徒，总共有三班，约三、五百人。而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主所撒的种子，散居在台湾各地。⑺
其实，对于“移民”这件事，就是弟兄姊妹全家迁到边疆或内地，在没有建立教会之地传福音和设立教会。早在一九四三年烟台的教会复兴以后，首次就有七十人（包括信主的全家）和小孩一同移民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去。一九四九年初在上海解放前夕，第一期鼓岭同工训练结束后，倪柝声在上海愚园路锡珍女校聚会几天，参加的都是大专院校的青年弟兄姊妹。他也鼓励青年弟兄姊妹到内地去传福音，并鼓励他们到台湾去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赴台运动”。
等到南阳路新会所落成，他又在大会所里讲了一次关于“移民”的事。他说：“现在拯救人的灵魂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头等大事，许多在内地和边疆地方的人连福音都没听过。我们不能扎根在大城市里，要到内地去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一家一家移民到内地去，人多马上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。关于谋生的问题，弟兄们可以学一点小手艺，如学剃头、织袜、轧油等，盼望在五年以后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，七年以后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都有教会，将全国都打下来。”然而，这句话在一九五六年肃反时，被认为是要以“福音消灭革命”的口号。所以，“移民”这件事在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。⑻
在台湾开始生活和作工
李常受离开时，倪柝声托人转了三百几十元美金给他。当时他一家十口，加上两个不能辞掉的佣人，总共十二口，就带着那三百几十元美金到台湾开始生活和作工。到台湾那个时候，台北的地方教会已上了轨道，有了带领，约有一百人左右。先前倪柝声与他交通，他们就写信给张晤晨、孙丰露、刘效良、赵静怀、张郁岚，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教会长老的责任。⑼ 七月底，李常受等人搬到台北仁爱路会所聚会。⑽ 因着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，看见主工作开展和见证的需要，就奉献在台北仁爱路买地盖造了容纳三百人的会所。
八月一日，李常受和五位长老交通定规，有了第一次的特别聚会，那是他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。为着在台北的聚会，弟兄们还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，通告众圣徒，盼望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圣徒，来接触、联络，能有所交通。各地圣徒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头一个主日，就来了许多人。他们中大多是从大陆来，找不着他们原来的公会，听说这里有新“礼拜堂”，所以都来了。李常受进会场一看，就了解必须讲一篇很“奇妙”的道，不然，下面的工作很难作下去。于是，他在会中说：“今天基督教就如餐馆一样。中国人开餐馆，有福建菜、广东菜、扬州菜、四川菜、湖南菜、京菜等。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菜，就到什么餐馆去。譬如，你要吃馒头，必须到山东馆；要吃白饭，就必须到福建馆。今天基督教各礼拜堂，有一个普遍的风气，就是帮人介绍婚姻，举行结婚仪式，帮人找职业，或为人提供医药、教育等福利；但我们这里不作这些。若是用餐馆来比方，我们是卖白饭、馒头的，其它什么也没有；我们不为人介绍婚姻，也不帮人找事。我们只单纯地传福音，讲圣经真理。要吃这个的人，请来；不吃这个的人，可以到别处去。这样，你们不用白费工夫，我们也不用白费工夫。”
讲完这篇道，等到下一个主日，李常受就事先和弟兄们说：“今天要把记名单和铅笔，都预备好。到一个时候，我说，请记名；你们就要到他们中间去记名。”聚会时间到了，他进去一看，真如所料，人数减了一半，那些要吃湖南辣椒、四川面、上海菜饭的，统统走了，只剩下一些要吃白饭、馒头的。这一天，他就讲圣经里的道。讲过之后，他说：“我们许多人都是初次来的，彼此姓名、地址都不知道，你们若愿意，就请把你们的大名、住处留给我们，以后我们可以去探访、交通。”感谢赞美主，那天记名了几百位，这就是弟兄们在台北的教会和工作的基础。⑾
之后，弟兄姊妹在那里广传福音，遍发福音单张，满城张贴福音标语，甚至差出福音队。每主日下午，他们都穿着福音背心列队游行，又打鼓又唱诗，把不少人带到新公园听福音。每次总能带回三、四百张记名单，许多人因此得救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台北的教会人数就成倍增长。到年底，人数就达到了八、九百位。⑿
除了台北教会，高雄是第二大教会。林穆湘一家在烟台被主兴起，后来到高雄，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。一九四八年底，曲郇民和郑大强两位弟兄，也分别从青岛和上海到了高雄。他们的同事中，又有一班人到了高雄，藉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。在基隆方面，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，在一九四八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。他离开上海时，曾与李常受有很长时间的交通；他舍不得离开上海，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，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。但因着环境的安排，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。到了基隆，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，这位弟兄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师，于是就开始有了聚会。同样的，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。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非等弟兄，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，有的是化学工程师，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，他们到了台中，就开始有了聚会。不久，嘉义和新竹两地由朱质朴等几个姊妹兴起聚会。⒀
然而，按着已过弟兄们在大陆的经历，大体来说，基督教各公会是拒绝台北这个见证的。因着李常受在中国大陆作工期间，多半陪在倪柝声身边，所以他看得很清楚；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，中国大陆的各公会就都不请倪柝声讲道了。不仅如此，那些领头的人，也尽所能的关门，拒绝主的恢复；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，还来寻求真理，寻求交通。到了一九三四年，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很盛，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。特别是中国内地会，有好些弟兄脱离那个组织。在浙江平阳县，甚至有几乎整批内地会的弟兄姊妹，脱离了宗派。这件事使公会大吃一惊，也非常不愉快。所以，他们对台北这个见证，不仅批评、反对，而且完全关闭。另外，李常受曾被工作安排在华北、西北一带，专门到公会讲道，为要把真理送给他们。他们虽然没有拒绝他，但是也没有什么果效。这就如同在旱地上浇水，这里浇两桶，那里浇两桶，浇到末了，全是徒劳无益。因此，圣徒们在台北开工，他就断定不再去摸公会，而只作三件事：第一、传福音；第二、讲生命的道；第三、众人来在一起，按着圣经聚会敬拜神。⒁
数据统计
根据国家有关部门一九五七年统计，在倪柝声时期，他和他的同工们，在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约七百处地方教会，信徒有七万左右，其中近四万在浙江省。截止一九四九年底，海外众地方教会大部分是在南洋一带。日本尚未有，韩国也没有；台湾不过五、六处，香港仅有一处。在东南亚方面，大部分地方教会都在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四个国家。再往南到缅甸、印度，仅仅与少数人有接触，并没有任何一处正式的聚会。所以，总计起来，海外最多不过八、九十处。⒂
划时代的带领
一九四九年，倪柝声为免地方教会同工们被一网打尽，于是指派李常受前往台湾开展工作。从地方教会的历史而言，倪柝声所带领的地方教会，其工作的水流和主恢复的路线，惟有后来李常受所带领的地方召会，规模最为可观。这并非分化衍生出的一支，而是从一九五二年倪柝声被捕后，承接这份职事，继续这道生命的水流。
一般人熟悉的是“教会”，而以“召会”代替“教会”，是有根据的，这并非是为了搞一个与众不同的翻译，也因这个字词本身与宗教无关。“教会”这词在圣经原文里是ekklesia，由ek（出来）和klesia（蒙召）两个字组合而成；两个字合起来，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。所以，这个希腊字，是指在一城之内，所有召出来的会众。在新约时代，主耶稣和使徒们讲道，说到召会时，就是用这个字。这个字有“会”的含意，却没有“教”的意思，并且的确是根据于“召”字。因此，按照希腊原文与新旧约圣经的使用，这个字的意思应当就是“蒙召的会众”，简称为“召会”才是正确的。在翻译上，比“教会”更贴近原文更达意。
在地方召会里，起初弟兄姊妹仍沿用“教会”一词。但后来李常受发现，“教会”这词，乃是西教士到中国来时，领会他们是来传教，所以称信徒的聚集为教会，意即宗教的聚会。其实，这是他们照着宗教的观念，把ekklesia翻译为“教会”。至今，许多宗教的组织、联会或团体也都用了这词。譬如，佛教会、道教会、孔教会等。然而“教”这字用得不好；英文用“church”，有的字典说是礼拜堂，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；有的说，基督徒是一个团体，名为church。直到一八二八年，弟兄们在英国被兴起，由达秘弟兄领头，才清楚看见这个启示，并在他的圣经译本里，不用church，而是改用assembly，以指基督徒的聚集。美国灵恩运动兴起后，一九一五年，其中有一派也采用了assembly一词，称自己为Assembly of God，传到中国就译为“神召会”。李常受既有此看见，就觉得这个翻译很不错。“召”字意为蒙召，召会就是蒙召的聚会，那也就是教会的本义。
除了“神召会”这个团体用“召会”这翻译外，一九三六年左右，在北平由德国弟兄Henry Loak所带领，翻译新旧库新约译本时，也用“召会”这词代替“教会”。⒃ 一九四一年的圣经新约全书国语新旧库译本，也把“教会”译为“召会”。⒄ 因此缘故，当李常受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时，就把好些俗用而不合圣经原意的字眼改掉，如先知改为“申言者”；当然，“教会”这词用得比“先知”更糟，意指一个宗教的会集，更该改掉。所以此后，凡其出版的书籍和话语，都改用“召会”一词。因为主的恢复乃是要离开那些人为的错误，撇清宗教的瓜葛，恢复圣经中的真理。⒅
从那以后，各城市由李常受所带领的基督徒团体，亦相继采用“召会”。但这个词，不该被视为中文圣徒中分裂及分别的标示，只是对圣经原文的尊重，以及个人在主面前的领受。因着李常受所带领的基督徒团体，后来至今都使用“召会”一词，所以本书从一九五〇开始，由他的工作所负担，以及他的职事元素所建立的“教会”，都称为“召会”或“地方召会”，以与倪柝声的工作时期作为区别。并且，对于不同年代，针对不同团体，“教会”和“召会”会作灵活使用和表述。当然，除去翻译、词义和真理上的讲究，弟兄姊妹亦可将其通用理解和领会。
⑴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篇
⑵.李常受，《召会的历程》，第十七篇
⑶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篇
⑷.李常受，《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－倪柝声》，第二十三章
⑸.李常受，《召会的历程》，第十七篇
⑹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篇
⑺.李常受，《召会的历程》，第十七篇
⑻.张锡康，《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》，第十三章
⑼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五篇
⑽.李常受，《召会的历程》，第十七篇
⑾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五篇
⑿.李常受，《划时代的带领－主恢复的前景与生机事奉的建立》，第十三篇
⒀.李常受，《召会的历程》，第十七篇
⒁.李常受，《历史与启示》，第十五篇
⒂.李常受，《为神说话》，第一篇
⒃.李常受，《划时代的带领－新路实行的异象与具体步骤》，第六篇
⒄.珍本圣经数位典藏查询系统，https://bible.fhl.net/new/ob_old.html
⒅.李常受，《划时代的带领－新路实行的异象与具体步骤》，第六篇